檄文，此类文书，其用途涵盖征召与晓谕，亦用于声讨与揭发，具备显著的政治性、思想性与战斗力。它不仅是党派立场的宣示，更是激励民众士气的精神号角，以及反击对手言行的舆论利器。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不断发布宣言、通电与命令，为后世留下了诸多闪烁着思想火花与时代光辉的抗战檄文。
发布首份抗日声明
1931年9月18日之夜晚，日本关东军悍然炸毁位于沈阳北郊柳条湖畔的南满铁路轨道，随后反诬中国军队为破坏铁路之罪魁祸首。以此为幌子，他们突然对北大营及沈阳城发起攻击。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序幕拉开，亦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章。
当时，装备精良的东北军不仅数量上远超日本关东军，还拥有中国最强的空军和舰炮齐全的海军。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挑衅虽有预判，却抱有幻想，认为不抵抗可换来国际同情及国际联盟的强力干预，遂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大批作战物资被日军掳去。东北兵工厂一处，即损失步枪95000余支，各式机关枪2500余挺，各种口径的大炮650余门，各式迫击炮2300余门；东北航空处损失各种飞机260架。还损失了大批的弹药、器械、被服、粮秣等。（熊正平：《沈阳、锦州沦陷纪略》，《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52页）沈阳的所有重要军政机关、官银号、银行、企业、学校等，均被日军轻易占领。十余万士兵纷纷放下武器，竟无一人是男儿，此情此景，实乃令人悲叹。
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中国共产党郑重发布了首份抗日宣言！
九一八事变那晚，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刘昆（后更名为赵毅敏）洞察秋毫，意识到有必要迅速将真相告知民众。于是，他当夜草拟了一份宣言。19日拂晓，当日军在沈阳城内肆意妄为之际，中共满洲省委的几位同志不约而同地汇集至隐蔽的省委机关，召开了一次紧急常委会。会上，与会者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沈阳后的严峻形势及当前紧迫的任务进行了深入讨论。鉴于当时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省委决定呼吁并组织东北民众共同抵抗日军的侵略。在尚未接到中央的明确指示之际，遵循党的既定工作方针，省委决定以自身名义就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占领满洲一事发表一份宣言。会议对刘昆所拟的宣言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并根据最新掌握的信息进行了补充，最终通过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中国共产党发布首份抗日声明——《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满洲的宣言》（摘录）。
《宣言》把对日本侵略者的极大义愤和号召人民奋起抗战的迫切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宣言》首先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根源，“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宣言》驳斥了日本侵略者散布的“这次冲突是奉天北大营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所引起的”这一弥天大谎，指出“这完全是骗人的造谣，三岁小孩子也不会相信这些话！”《宣言》接着解释了日军何以能迅速攻占沈阳，“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所以能占据满洲，完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所谓‘忍耐’、‘镇静’、‘莫给人以可乘之机会’、‘和平以示奋斗’等等所谓策略及其极力压迫一切反帝运动的行动，必然要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更急进的更肆无忌惮的来占领满洲！”《宣言》进而号召人民奋起抗战，“不管国民党的哪一派，不管中国的任何政治派别，都不能用投降帝国主义的策略来解决满洲事件！”“工农兵劳苦群众们！惟一的出路久已摆在我们面前了，伟大的任务久已放在我们肩上了，只有我们以英勇的斗争能完成它！”“红军两年来和帝国主义、国民党英勇战斗的光荣历史，便是万古不灭的证据。唯有工农劳苦大众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府——才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政府。唯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最后，《宣言》提出了“罢工、罢课、罢市，反抗帝国主义侵占满洲！”“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等17个口号。
19日这一天，成批精心印制的《宣言》悄然分发至党员手中，随后，这些文献由党员们广为传播，遍及工厂、校园、商场乃至寻常百姓的院落，张贴于墙壁与电线杆之上，让民众得以洞悉事件的真相。
依照既定组织流程，重大事件理应由中共中央率先表态，然而此次事件突发，中共满洲省委却毅然决然打破常规，抢先发布了宣言。满洲省委之所以能迅速发表抗战宣言，与其对东北局势的持续关注以及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息息相关。早在九一八事变前的四个月，即1931年4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中，便详尽地描述了日本在东北各地部署驻军、构筑军营和工事、组织军事演习，以及不断增兵的态势，并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侵略行径，必将演变为“直接占领满洲”。此后，满洲省委通过“满洲特科”（党的情报机构）紧密跟踪日军的侵华动向，时刻保持着思想上的充分准备。
《中共满洲省委发布之《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满洲宣言》》，不仅成为中国首份抗日宣言，亦堪称全球首份反法西斯战争宣言。此宣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挺身而出，勇担先锋，引领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先导重任。
◆继“九一九宣言”于发布次日（9月20日）亮相之后，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了《中国共产党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的宣言》（部分内容）。
第二天，即9月20日，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进一步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根源，表明了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鲜明立场。之后，中国共产党又陆续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等10多个文件，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严重危害，号召民众组织起来，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中国共产党发布的系列宣言与决议，不仅率先揭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坚定立场与决心，更率先深刻洞察到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那就是动员全体人民团结一心，共同投身于抗日斗争。这些文件在发表的时间节点与思想内涵上都显得极为宝贵，它们让世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所展现的中国脊梁与民族气概。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迅速承担起号召和引领全国人民抗日的神圣使命，明确提出抗日主张，组建抗日游击队，支持民众的抗日斗争，从而催生了局部抗战的高潮。
《七七宣言》：昭告天下，中国共产党誓死捍卫国家、共筑团结之邦的庄严声明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随即展开了对华全面侵略。次日，中共中央迅速发布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自1938年至1943年，中共中央连续六年发布纪念“七七”抗战周年的公开电文与宣言。这些电文与宣言均经中共中央深思熟虑，先是经由新华社广播，继而在《新中华报》、《解放》和《解放日报》上刊载，清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立场。中共中央发布的七篇抗战通电及纪念宣言，旨在“代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声”。它们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客观分析，着重阐述了中共对时局的见解以及抗战与建国问题的政策立场，切实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期望与诉求。这些文件随着抗战局势的演变、国内外政治格局的变动以及敌我友关系的调整，不断优化，日渐成熟。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日军进攻卢沟桥的通电》，敦促全国同胞共同奋起，投入抗击日军的伟大抗战。
《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直击要害，发出警世之言：“平津告急，华北告急，中华民族面临危局！唯有全民族齐心抗战，方能迎来光明前景……全国各界必须立即摒弃与日本侵略者和平妥协的一切幻想与期待。”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紧密团结，构筑抵御日寇侵略的钢铁防线，共赴国难！”“国共两党应携手合作，共同抵御日寇新的进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4页）当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将领联名发出《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电蒋委员长电》《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电宋哲元电》，强烈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誓死捍卫平津、华北，收复失地”，并表示红军将士愿“誓死捍卫国家，与敌殊死搏斗，为保卫国土而战，恳切陈词，急切期盼国家召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8页）“红军将士义愤填膺，随时准备听从调动，与贵军并肩作战，与日寇一决雌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9页）
中共中央的通电向全国发出庄严宣告，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坚定意志，吹响了全民共同抗敌的战斗号角。在党的号召、组织和引领下，全国各族、各界、各阶层民众纷纷投身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支援前线，热潮席卷全国。这不仅激发了广大官兵英勇杀敌的斗志，也拉开了波澜壮阔的全面抗战序幕，更在世界的东方点燃了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的熊熊火焰。
抗战之初，国民党表现出了积极的抗日态度，因此1938年中共中央在“七七”通电中明确提出了“坚持抗战、坚守统一战线以及坚持持久战”的口号。（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33页）到了1938年年末，抗战的局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日本侵略者采取了政治诱降策略，汪精卫背叛祖国投敌，蒋介石的抗战立场也出现了严重动摇，国家面临了妥协投降与内部分裂的双重危机。因此，在1939年的“七七”宣言中，中国共产党将“坚持抗战至最后一刻——坚决抵制中途妥协！维护国家团结——坚决抵制内部分裂！力促全国进步——坚决抵制退步倒退”（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143页）确立为核心主题。
1939年12月，国民党内部反共势力掀起了首轮反共浪潮，随后在1941年引发了震惊世人的皖南事变。与此同时，国际上，法国覆亡，英国遭遇重创，德国对苏联展开大规模进攻，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投降风险和抗战挑战。鉴于此，1940年中共中央在“七七”宣言中强烈呼吁抵制投降阴谋，消除内部矛盾，调整国共关系，根除内战隐患，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12、416页）进入1941年，“七七”宣言再次强调，第五个抗战年份对于世界和中国命运均至关重要，只有建立在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基础上的坚决斗争，才能遏制敌焰，扭转局势。“中国共产党是捍卫国家利益的先锋，是言行合一的革命政党，是团结抗战的典范，是艰苦奋斗的楷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58页）。然而，我们却被亲日派污蔑为匪军奸党，遭受打压，这种内部自相残杀的现象亟需警惕。大家应提高警觉，加强团结，加倍努力，坚守民族解放的旗帜，坚信最终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1941年7月7日，适逢抗日战争四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发布了一篇庄严的宣言。宣言中强调，国民政府在内外政策上均需进行深刻的改革与建设，方能应对当前局势，以崭新的国民形象，实现抗战胜利与国家复兴的目标。
综观1942年以前，中共所发布的“七七”宣言，其核心主旨在于力主抗战至终、实施持久战与强化团结抗战。宣言的要义集中体现在“坚决捍卫抗战，调动一切人力、财力、物力，全力推进全民性的全面抗战！稳固国内团结，坚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国共合作，不懈追求进步，全面贯彻三民主义，努力创建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坚决抵制投降主义、分裂主义及倒退思想”。（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143页。）
步入1942年，国内外局势迎来了新的转折。在国际舞台上，尽管法西斯势力猖獗一时，但美国的参战以及中美苏英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正式成立。在国内，国共两党关系相对和谐，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全党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呈现出一片热烈景象。基于此，1942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七七”宣言，对国际形势作出“胜利在望”的判断，并满怀信心地提出“今年击败希特勒，明年击败日本”的口号。在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团结抗战”的基础上，宣言进一步提出了战后“团结建国”的政治构想，从五个方面勾勒出战后中国的蓝图，强调战后的中国“必须是独立自主，与各国建立平等互惠关系的国家，而非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庸国”；“必须是统一和平的国家，而非四分五裂、内战频仍的国家”；“必须是民主的国家，而非专制、半封建的国家”；“必须是民生幸福、经济繁荣的国家，而非只顾少数人利益、使大多数人受苦的国家”；“必须是各党派团结、通过人民普选实现的民主共和国，而非少数人专政、多数人无权的国家”。宣言还郑重声明，自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共同抗战，共同建设这样的新中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410-411页）
1943年，国际舞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局势转变为对我方及同盟国极为有利，而对侵略者则极为不利的格局”。然而，国内局势亦动荡不安，三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宣称“若无国民党，便无中国”；五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认为反共的良机已至，筹划对延安实施突袭。面对这一局势，1943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七七”宣言，号召既要“强化作战”，也要“巩固团结”、“改善政治”、“促进生产”。经过广泛的宣传动员，成功遏制了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企图。
1943年“七七”宣言和前面几个宣言一个很大的不同是，用较大篇幅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任务。《宣言》说，“我党奋斗的方向，是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确的方向，并将在今后的历史实践中继续坚持下去，直到完全胜利而后已”。还说，“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宣言》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键时刻，必须“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增强个人责任感，激发创新潜能，坚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一切可能、付出一切努力，与全国所有抗日党派和抗日人民紧密团结，共同击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60-61页）
在抗战五周年及六周年的宣言中，除了再次强调“抗战”与“团结”的核心理念外，更提出了战后“建国”的崭新议题。这一战略思考，是中共中央基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临近胜利的形势所做出的深思熟虑。显而易见，中共中央所追求的远不止于抗战的胜利，而是着眼于未来，致力于构建一个真正属于人民大众的独立、民主、繁荣的新中国。
中共“七七”宣言发布以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与坚定支持。例如，在1942年“七七”五周年之际，晋察冀边区行唐县的40余位士绅地主联名通电，表达了对宣言的高度赞同与全力拥护：“我们一致认同并坚定支持贵党的英明主张，愿与国共两党在长期合作的框架下，携手共进，共同抗击侵略，共同致力于国家的建设。”（见《解放日报》1942年8月14日）宗教界人士亦纷纷表示赞同，并支持国共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我赞同中共的宣言，并拥护国共合作迈向新阶段。对于战后新中国的建立，我亦完全赞同共产党的理念和方向。”（见《解放日报》1942年8月6日）宣言亦获得了反战日本士兵的广泛支持，华北日本士兵反战组织——觉醒联盟的成员吉田表示：“我们与中国人民的目标相同，我们致力于摧毁日本法西斯，并为中国明年战胜日本军阀而战斗至最后一刻。”此外，宣言还被觉醒本部委员三田一郎翻译成日文，以扩大其传播范围。（见《解放日报》1942年9月3日）
还需要补充两点。一是“七七”纪念宣言不仅在延安发表，而且也曾在重庆发表。但由于受到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的严格审查，重庆版有的全文发表，有的删减后发表，1943年抗战六周年宣言没能发表，秘密印成传单散发了出去。二是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在1946年又发表了“七七”九周年纪念宣言。宣言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针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独裁和内战，指出“独立、和平与民主，这已经成为我国人民三位一体的斗争任务”。宣言大声呼吁“反对内战，坚持和平！反对独裁，坚持民主！反对卖国，坚持独立！”（《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36、239页）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为巩固抗战胜利成果，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坚定愿望和不懈努力。
延安总部七道令：反攻令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共同发布了《波茨坦公告》，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军队无条件投降。伴随着美国向日本本土投下原子弹，以及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8月9日，日本军政高层紧急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并征询天皇意见后，10日上午，日本政府正式作出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并将相关照会转交至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出自王捷等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词典》，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82页）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至延安，整个城市顿时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
在得知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即1945年8月10日的夜晚，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短短18个小时内，接连发布了七道命令。这七道命令不仅标志着我军对日军侵华战争的全面反攻，同时也旨在为战后与国民党争夺未来战争主导权奠定基础。
◆1945年8月10日与11日，延安总部接连向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游击队发布七道反攻指令，并严格命令敌方伪军向中共军队缴械投降。
第一号命令发于10日24时，要求各解放区所有武装力量向邻近的城镇与交通要道上的日军及其指挥机构送达通牒，规定其在指定期限内向我方作战部队缴交所有武器。同时，对邻近的所有伪军和伪政权也发出通牒，要求他们在敌军投降签字之前，率领部队反正，接受改编，逾期则须全部交出武装。若遇到日伪军拒绝投降和缴械，我军应坚决予以消灭。我军对任何敌军所控制的城镇与交通要道拥有派遣兵力接收、占领并实施军事管理的全权。对于任何破坏或反抗行为，均将按汉奸罪予以严惩。
第二号命令发于次日8时，命原东北军吕正操部挺进察哈尔与热河，原东北军张学诗（亦称张学思）部则奔赴热河与辽宁，原东北军万毅部则启程向辽宁进发。同时，驻守在河北、热河及辽宁边境的李运昌部亦向辽宁和吉林方向进发。此举旨在与苏联红军协同作战，深入我国领土，并做好接收日本“满洲国”及伪军投降的各项准备。
第三号命令发于9时，指示贺龙所率部队自绥远当前驻地北上，聂荣臻所辖部队亦从察哈尔与热河的现驻地向北推进，以备接收日军及伪蒙古军的投降事宜。
第四号命令发于10时半，明确指示所有山西解放军归贺龙将军统一调度，协同作战。任务是彻底肃清同蒲路沿线及汾河流域的敌伪军，并做好接收敌伪军投降及接管太原的准备。执行任务过程中，必须克服重重困难，突破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敌伪阻挠。若遇反抗，必须予以坚决剿灭。
第五号命令发于11时，要求我国统区所有铁路沿线以及解放区内所有被敌军占领的交通要道两侧的中国抗日解放区军队，务必积极开展攻势，迫使敌伪势力无条件投降。此令旨在彻底清除我国境内交通要道上的敌伪武装力量，并为接受敌伪军的投降做好充分准备。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对任何反抗行为，必须坚决予以消灭。
第六号命令发于12时，要求华北地区的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与朴一禹迅速指挥所属部队，与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协同，向东北进军，以剿灭敌伪势力。此令旨在与苏联红军协同作战，进入我国及朝鲜境内，并组织东北地区的朝鲜民众，共同完成解放朝鲜的重任。第六号命令发布后不久，中共中央随即发布内部指示，指出该命令的发布，旨在对外宣传，抢占舆论先机。至于苏军是否允许中共部队进入东北，当时尚无确切消息，因此，决定派遣冀东的李运昌部队前往东北进行侦察。
第七号命令发于18时，随着我解放区抗日部队踏入被敌伪所占领的城镇与要塞，随即执行了十项紧急军事管制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对所有军事机关、仓库、工厂、学校、兵营及要塞实施管控，禁止随意出入；对所有轮船、火车、军用汽车、水陆码头以及邮政、电话、电报、无线电设施进行严密检查；对战争罪犯与卖国贼进行登记与逮捕；对粮食、煤炭及水电资源实施管制，严令禁止奸商囤积和操纵市场。
这七道命令，经周密考量，层层递进。首先，着眼于我军实际掌控的区域；继而，考虑毗邻的战略要地，诸如东北、绥察热等区域；随后，纳入全国铁路线及各主要交通线路的覆盖范围；并对各地受降接管后的管制措施进行了细致规划。这一布局既立足于我军实力，又着眼于全局，充分符合实际需求，同时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捕捉时机、迅速应对重大变局的锐利洞察力和果断胆识。
相较之下，中共在短短一日之内便接连发布七道指令，其行动之迅速令国民党方面显得反应迟缓。11日当天，蒋介石仅发布了三道措辞模糊的指令：一是要求国民党军队“务必加强作战，积极进取，绝不可有任何懈怠”；二是责令沦陷区的伪军“务必维护治安秩序”，“趁机赎回罪责”；三是命令解放区的抗日部队“原地驻防，待命行动”，并禁止他们“擅自对敌伪采取行动”。由于应对措施不足，国民党中宣部不得不在12日，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称朱德总司令11日发布的责令日伪军投降的命令是一种“突兀且非法的行为”。
13日，为坚决拒绝蒋介石发出的不准解放区抗日部队接受日伪投降的错误命令，毛泽东以朱德名义致电蒋介石，指出：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我们坚决拒绝此命令”。（《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卷，第1199页。）
同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谈话和蒋介石命令的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评论指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说，朱德总司令所发表的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动”。“这种评论，荒谬绝伦。”“根据这种意见，可以逻辑地解释为朱德总司令根据波茨坦公告和敌人投降的意向，下令给所属部队促使敌伪投降，倒反错了，应该劝使敌伪拒绝投降，才是对的，才算合法。……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评论最后严正声明：“我们向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民郑重声明：重庆统帅部并非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在朱德总司令的指挥下，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应有权直接派遣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和军事管制日本的行动，并拥有参与未来和会的权利。若不如此，中国人民将视此为极不妥当之举。”（《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37-1139页）
◆1945年8月23日，我国成功收复了华北地区的重要城市——张家口。
面对中共中央坚决有力的驳回和辛辣的讽刺，国民党方面对延安总部发布的七道指令不敢再有非议。我国抗日武装迅速采取行动，接受敌军投降、接收武器、控制关键地区、发挥军事力量，显著提升了军队的装备水平，增强了整体战斗力，为日后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做好了充分准备。
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宣言及通电，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既是政治宣示、舆论攻防、鼓舞民心的有力手段，亦向世界宣告了我党的抗战立场，塑造了鲜明的政治形象。这一形象昭示，中国共产党将国家利益置于至高无上，坚守民族大义，展现出强烈的大局意识；我党始终坚定持久抗战的信念，坚信胜利终将到来，彰显出坚如磐石的政治定力；我党擅长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展现出无比的包容性；我党善于处理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平衡，不断与时俱进。这些特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与进步，提升了党的政治声誉和地位，赢得了广大民众及中间党派的广泛认同与坚定支持，为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