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4年，一位名叫牟宜之的人，从齐齐哈尔的一个劳改营中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得到帮助，恢复自己的名誉。

邓小平看完信后，直接批了句“务必给予照顾”。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背后藏着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

牟宜之出生于1909年3月12日，地点是山东日照的奎山乡牟家小庄。这个地方虽然不起眼，但他的家庭却是出了名的文人世家。据说，他的祖先与明朝末年的东林党有关系，家里人一直保持着读书和务农的传统，虽然生活不算富裕，但充满了文化的气息。

他爹是乡村教师，从小就教他四书五经，还经常给他讲国家大事。牟宜之自小就聪明，脑子灵活，特别爱国。

他有一位姨夫名叫丁惟汾，是国民党里的重量级人物，也是一位参与过辛亥革命的老前辈。这个人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常常与他谈论如何振兴民族的话题，使得牟宜之从小就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

1925年，那时他才16岁，在济南的正谊中学读书，正好碰上了五四运动的影响。他感到很不满，因为看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人们的压迫，于是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还组织同学们上街游行，散发传单，活动搞得非常热闹。

1932年，23岁的牟宜之已经是个热血青年了。他在家乡日照参与了一场暴动，想推翻当地反动势力。

为了凑钱买枪，他把家里所有的三十亩地都卖了，真是下了血本。可惜起义失败了，他只好逃跑，先去了上海躲一躲。

去日本读书和感情选择

暴动失败后，牟宜之没有放弃。他决定出去学些真本领，1932年去了日本读书，先是进了秋田采矿专门学校，后来又转到了东京中央大学。

在日本期间，他还陷入了一段情感困扰。但那时中日两国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战争似乎随时可能爆发。牟宜之明白，这段感情无法再继续下去。

他不想因为个人的事情影响到抗日的大事，最后下定决心和枝子断绝了联系。1935年，他学成归来，毫不犹豫地投身到了革命中。

回到祖国参加抗日斗争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了，他认为仅仅写文章远远不够，于是辞去了工作，前往鲁西参加实际行动。他先是去了武汉，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打算前往延安。

上级认为他有国民党背景，而且能干实事，便安排他去乐陵担任县长，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官员，实际上是在为共产党工作。

在乐陵，他做事非常果断。有个日本商人做起了毒品生意，给当地百姓带来了不少麻烦，他毫不迟疑，立即下令严惩，吓得那个日本人不轻。

1938年，八路军115师343旅的政委萧华来到乐陵带兵，与当地的牟宜之相见恨晚。牟宜之把自己积攒的钱全都拿了出来，给部队购买粮食和衣物，并在萧华的引荐下加入了共产党。

这下他完全投身到了抗日的前线。不过，他那强硬的作风也给他带来了麻烦，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对他不满，打算把他抓起来。

乐陵的乡亲们不愿意了，几千人围着沈鸿烈的车大声抗议，最后硬是把他给放了出来。这事在当地传得很开。

1939年，牟宜之被派往重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他在国民党的高层中穿梭，巧妙地将情报传递给共产党，既谨慎又勇敢。

那年秋天，他和邓颖超一同前往延安，向毛泽东汇报了山东和重庆的情况。他讲得非常清楚，毛主席听后频频点头，对他很是认可。

后来，他被派遣到冀鲁边区担任鲁北行政委员会主任，负责建立抗日根据地。1940年，他又成为了八路军115师挺进纵队的秘书长，随部队在鲁西地区进行游击战。

1941年，他在山东沂蒙区当行政公署专员，带着小部队跟日军硬碰硬。有一次被日军围在山沟里，他不慌不忙，还用日语喊话嘲讽日本人，鼓舞自己人，最后居然带队突围了。

抗战结束后，牟宜之没有闲下来，而是去了辽东军区担任敌军工作部主任，主要任务是教育被俘的国民党军官。他通过说服教育，成功地让很多人加入了解放军的队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调到济南担任建设局局长，工作得十分投入。他修路、建桥、治理水患，让济南城变得越来越有模样。

好景不长，1957年，由于他过去与国民党的关系，被错误地划为“右派”。从此，他被发配到齐齐哈尔进行劳动改造，一待就是17年。

他曾是一位局长，如今成了劳改犯，生活过得非常艰难。东北的冬天冷得厉害，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如从前，手上长满了冻疮，走路都很吃力。但他心里那份不服输的劲头还在，一直想着为自己翻案。

1974年的那封求援信

到了1974年，牟宜之已经66岁了，在劳改营里熬了17年。他身体不好了，但脑子还很清楚。

他回忆起抗战时期与邓小平并肩作战的日子，觉得这位老战友或许能助他一臂之力。于是，他在营地里找了些废旧纸张，借了一支磨损的毛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里，他没有诉苦抱怨，只是诚实地回顾了自己的革命历程。从日照暴动到乐陵抗日，再到策反敌军和建设济南，每一件事都写得明明白白。

他向邓小平表示，自己一生都在为革命事业奋斗，从未做过对不起党的事情，如今却被冤枉至此，只希望能得到公正对待。写完信后，他请一个即将获释的人帮忙带出监狱，寄往北京。

那时邓小平刚刚恢复了一些权力，每天都很忙碌。一天早晨，他在办公室里翻阅文件时，看到了这封信。

他没有多想，拿起笔在信上写下了“牟宜之在革命中立功，务必给予照顾”，然后让人赶紧去办。

邓小平的批示起了作用。1975年，牟宜之拿到了国务院和建设委员会的推荐信，终于能回济南了。

他乘火车抵达济南站，发现城市变化巨大，心中感慨万千。当年他修建的道路依旧存在，而他自己却已年迈，走不动路了。

回济南后，他原本打算安安静静地度过晚年，可身体却太差了。劳改的那17年把他累坏了，走路时还得拄拐，腿脚也不灵光。

不久后，因为长期劳累和心里不痛快，他得了脑血栓。1975年4月29日，他在济南去世，享年66岁。他走得非常平静，没能亲眼看到自己名誉恢复的那一天。

1979年，中央组织部为牟宜之恢复了名誉，正式承认了他的革命贡献。虽然这个消息来得晚了些，但至少给了他的家人一些安慰，也让人们重新记起了他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