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与理论家，堪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先锋。在引领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过程中，他不仅深刻把握并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更是在党内多次强调并倡导深入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里程碑。此次大会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方面达到了成熟，为党此后不断取得胜利、开拓正确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大会期间，毛泽东同志两次向全党推荐了五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为我们党深化理论学习、夺取未来胜利提供了强劲动力。2025年，正值党的七大召开80周年，回顾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推荐的这五部著作，对于新时代增强理论素养、坚定理想信念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凝聚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导言：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向与会代表推荐了哪五部著作？
1945年4月20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郑重指出：“当前，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深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尤其是我自身，需首先加强学习。”随后的党的七大期间，他不止一次地向全党同仁力荐了五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在1945年4月24日的党的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他的推荐书目。他指出：“纵然对马列主义的理解有限，阅读马列著作的量也不足，但所知即所得。在此，我建议我们阅读五本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首先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虽然系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但主要由马克思执笔。恩格斯的作品则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至于列宁，他的两部著作《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都颇具价值。这四部著作篇幅虽薄，却能在短时间内获得丰富的知识。此外，斯大林主持编纂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虽然较为厚重，但同样不可或缺。这本书融合了历史与理论，记录了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取得成功的历程。它值得一读。前述四部著作亦兼具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特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浩如烟海，但若能先掌握这五本书，便已足够。”
《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些书籍涵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经典理论。若能有一万人阅读并大致掌握其内容，便大有裨益。我们可将这五本书置于干粮袋中，战争结束后，随时翻阅。若感觉乏味，不妨搁置一旁；若有所感悟，不妨多读几页。久而久之，便能品味出其中的真谛。若一年无法透彻理解，不妨延长至两年；若两年能通读一遍，十年便能五次翻阅。每次阅读，都应在书后记下日期，标注何时何月何日阅读。此法可在各地推广，但不必过多，先从这五本书开始尝试。”
《共产党宣言》各珍贵版本。
“从事翻译工作的同志们至关重要，切勿轻视他们的工作。当前，我们急需一批杰出的翻译家。”同年5月31日，他又提出：“对于理论工作的轻视态度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尊重那些从事翻译和撰写理论文章的同志，与他们进行更多的交流。没有他们的翻译，我们便无法阅读外国的著作；他们翻译的外国书籍，功不可没，哪怕他们一生仅翻译了一本书，亦属功勋卓著。”毛泽东同志还以中国古代的唐僧和现代的鲁迅为例，进一步阐明了翻译工作的重要性。
毛泽东所推介的首部著作：《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
在1936年的对话中，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吐露，他年轻时曾满怀热忱地寻觅所能觅得的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译本。他感慨道，《共产党宣言》（由陈望道翻译）等三部著作尤为深刻地烙印在他的心中，这些作品构筑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
“贯穿《宣言》的核心思想是：每个历史时期的物质生产及其所催生的社会结构，构成了该时代政治与精神发展的基石。因此，自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整个历史进程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历史。而现在，这一斗争已推进至一个新阶段：无产阶级若不将整个社会从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摆脱阶级斗争，便无法摆脱那压迫其自身的资产阶级的束缚。——这一核心思想，完全出自马克思一人之手。”在1888年的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再次明确表示：“尽管《宣言》是我们二人共同的作品，但我必须强调，其核心思想实属马克思所独创。”简言之，《宣言》的核心思想与主要创作者均为马克思（1818—1883）。
在1848年，德语版的《共产党宣言》正式亮相，其封面引人注目。
《共产党宣言》堪称近现代最具深远意义的文献。自1848年问世至今，它已被翻译成200余种语言，出版数千个版本，成为全球发行量最为庞大的书籍之一。1920年8月，我国著名翻译家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引入中国，并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予以正式出版。这不仅是《宣言》在中国的首个全译本，亦是马克思恩格斯作品在中国的首部独立出版物。该译本在革命战士与进步分子中激起了强烈共鸣，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与理论上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众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进步学者亦热情投入《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事业。《宣言》在此历史阶段的中文译本，包括：1930年由上海华兴书局发行的华岗译本；1938年延安解放社推出的成仿吾与徐冰合译版本；1943年同样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博古译本；陈瘦石译制的中文版（最初收录于商务印书馆1945年出版的《比较经济制度》一书下册附录，后独立成册出版）；以及乔冠华校订的中文版（1947年由中国出版社出版，并由香港印刷合作社承印）。除此之外，1949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还推出了《共产党宣言》的“百周年纪念版”，该版由唯真翻译并校订。
自新中国诞生以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以下简称中央编译局）对该译本进行了反复修订。这一持续的修订与精炼，旨在确保《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版本日益精良，使其深邃思想得以更广泛地传播、深入人心，并传承于后世。在中央编译局的精心编译下，特别是在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编译局的职责整合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该研究院继续推进编译工作。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中，《共产党宣言》的版本广为流传，且便于携带。自2014年文库首批7种作品问世以来，截至2024年12月，文库已推出8批共计32种作品。
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了如指掌，并常以此作为论述革命与建设之道的理论依据。以下仅就他在党的七大期间，对《宣言》的两次创新性解读略作提及。这两次引用均出自1945年5月31日，他在党的七大所作的总结性发言。
在阐述“放手，但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行动，而非盲目冒险”这一构建队伍的恰当策略时，毛泽东基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明确指出：“1848年发布的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正是倡导放手动员群众的战略方针；而第二国际背离了这一方针，过分推崇自发论，一切任其自然发展。共产国际及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则重拾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积极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联共党的领导下，他们先是推翻了沙皇政权，确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继而又推翻了资产阶级，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我们不能设想个人无法发展，而社会却能独自进步。”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我党对《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著作的学习与研究给予了高度重视。2018年4月23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了关于《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的第五次集体学习活动。在主持学习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宣言》蕴含着丰富的理论智慧，其理论贡献涉及多个方面，值得我们持续深入学习，深入挖掘，不断从中汲取思想上的滋养。”“全体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应深入学习并有效运用《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进学习，坚持原汁原味的学习，熟读深思，深入领悟，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提升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习近平：《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求是》2019年第22期）
毛泽东所推崇的第二部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问世于1880年。）
这部著作由恩格斯（1820—1895）撰写，系统性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在1880年1月至3月上半月期间，应法国工人党领袖保·拉法格的邀请，恩格斯将《反杜林论》一书中1878年出版的三章内容进行了整理，编撰成一部旨在普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通俗读物。在编辑过程中，恩格斯对《反杜林论》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与修订。该作品由拉法格翻译成法文，并由恩格斯亲自校对。最初，它以《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为名，在法国《社会主义评论》1880年第3至5期上发表，并在同年以单行本形式出版。1882年，德文单行本（于1883年出版）则采用了现行的标题。马克思曾评价，此书收录了《反杜林论》理论部分中最核心的内容，堪称“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指南”。
“据说曾有人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翻译成中文，并在某杂志上发表。”1928年，朱镜我先生的译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上海创造社出版部首次面世，成为我国最早的全译本。1938年，吴黎平先生的译本在延安解放社出版。1943年，博古同志校译的版本亦在延安解放社出版。1953年，中央编译局的成立标志着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文译本的修订工作正式展开。如今，流通最广且便于携带的中文单行本，正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首批书目中的第四种。
恩格斯亲笔题写的赠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乃1892年英文版的经典之作。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以其深邃的学术理论，不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更在其基础上实现了发展。全书正文分为三个部分。
首段回顾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演进历程，并对三位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1760—1825年）、傅立叶（1772—1837年）以及欧文（1771—1858年）——的理论成就与历史局限进行了深入剖析。恩格斯对圣西门的评价颇高，称其1802年的见解“非凡天才”，洞察到法国革命实质上是阶级斗争，不仅限于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更包括贵族、资产阶级与无产者之间的冲突。至于傅立叶，恩格斯赞誉他首先提出以妇女解放程度作为衡量全面解放的标尺，并指出傅立叶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独到见解，将其划分为蒙昧、野蛮、宗法与文明四个阶段。恩格斯亦对欧文的思想转变给予关注，认为欧文采纳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观点，即人的性格由先天的组织形式以及人在一生中，特别是成长过程中的环境共同塑造。恩格斯更详细地描述了欧文在转向共产主义后三十年的实践历程，指出当时英国有利于工人的各项社会运动与实际进步，都紧密关联着欧文的名字。
“与那些天真地以革命精神全盘否定过往历史的做法形成对比，现代唯物主义视历史为人类发展的历程，其使命在于揭示这一进程的运动规律。”毛泽东则创造性地运用了恩格斯所阐明的科学方法，对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成就与局限性进行了辩证的剖析。
第三部分深入剖析了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社会经济基础。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与政治变革的根本动因，不应追溯至人们的思想领域，亦不应归咎于人们对永恒真理与正义认知的不断深化，而应着眼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
毛泽东所推崇的第三部与第四部著作分别是：《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种策略》（成书于1905年）、《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问世于1920年）。
这两部著作均出自列宁（1870—1924）之手。早在1933年11月之际，毛泽东便向时任闽西红军指挥官的彭德怀推介了这两部作品。他首先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寄予彭德怀，并在书中以铅笔留言道：“若大革命时期能阅读此书，便可避免犯下错误。”不久之后，毛泽东再次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寄给彭德怀，并在书中批注：“前书仅能知其一，不知其二；唯有阅读《“左派”幼稚病》，方可明了‘左’倾与右倾均具危害。”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亦即今人熟知的《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系列宁针对布尔什维克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的战略部署与策略运用，以及对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策略的深刻批判所作的杰出论述。该著作于1905年在瑞士的日内瓦问世，同年便在国内得以翻印，并在多个城市中以秘密形式广泛流传。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列宁的著作便已涌现出多种译本，诸如1929年8月由上海中外研究学会推出的陈文瑞译本，1941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发行的版本，以及1947年10月晋察冀新华书店出版的曹葆华译本等。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编译局对该著作的译本进行了多次修订。其中，流传较广且便于携带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文版，已被收录进“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第五批书目之中。
列宁的这部作品内涵深邃，对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程产生了显著的正面推动。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引用其观点，用以阐释革命与建设的真谛。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对无产阶级的益处远大于资产阶级。’我们不应畏惧资本主义的发展。”
又如，参考该书对革命领导权的高度重视，深入剖析我党在大革命时期遭遇挫败的根源。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深刻指出：“中国与俄国的历史经验均表明，革命的成功离不开一个成熟稳定的政党，这是至关重要的条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民主革命中扮演了积极角色，1905年便提出了与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一纲领不仅旨在推翻沙皇统治，还着重于在推翻沙皇的革命斗争中，如何与立宪民主党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我们常言，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尚处于幼年时期，从本质上讲，即指我党在与资产阶级结盟的过程中，未能预见资产阶级可能背叛革命，亦未充分做好应对这种背叛的准备。”
又如，着重指出列宁著作在解决新问题上的重要作用，并强调在实践中不断革新、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曾言：“马克思及其前辈的著作，固然不可或缺，其基本原理亦须恪守，这是首要之务。然而，每个国家的共产党，每个国家的思想领域，都需创造新的理论，撰写新的作品，培养自己的理论家，以服务于现实政治。仅依赖前辈的智慧是远远不够的。”他还指出：“若非马克思和恩格斯，亦无列宁，便无法著成《两个策略》等杰作，进而无法应对一九○五年及以后涌现的新问题。”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乃列宁针对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战略与策略问题所撰写的经典之作。自共产国际首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召开以来，欧美各国纷纷成立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迎来了新的飞跃。为了指导这些政党准确把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战略与策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即将于1920年7月至8月召开之际，完成了这部著作的撰写。该书的俄文版于1920年6月12日问世，随后法文版和英文版亦于同年7月在俄国面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此书被分发给所有与会代表。同年下半年，德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译本亦相继在柏林、汉堡、伦敦、纽约、巴黎和米兰出版。
在我国，这部著作的早期摘译由子云（刘仁静）完成，其第十节《几点结论》以《列宁主义的革命战术》为名，连载于1926年上海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到了1936年6月，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单行本。次年7月，张仲实的翻译作品被纳入《列宁选集》中文版第18卷，由延安解放社正式发行。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编译局对译文进行了多次修订。现今广为流传且便于携带的中文版本，便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第三批入选书目之一。
列宁的这部著作内涵深厚，博大精深。在此，我们不妨探讨毛泽东对其部分思想精华的吸纳与实际应用。
比如，借鉴“‘左’倾幼稚病”这一表述，批评缺乏政治经验的做法。1936年12月下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蒋介石关押在南京。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内一部分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理解的青年军官孙铭九等，派人将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等枪杀。毛泽东认为：这是缺乏政治经验的幼稚行为。1937年3月1日，他在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中说：“还有一部分患着‘左’倾幼稚病的人士，这种人各地都有，枪杀王以哲的那位孙铭九，就是这类人物的极端的代表。他们爱国出于热忱，他们为丧权失地的悲惨历史而愤激，他们的心地是纯洁的。但是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体、过去与现在、今日与明日的差别与联系。”
“优秀的领导者并非从不犯错，关键在于如何认真对待错误。世界上从未有过完全不犯错的人。”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引用列宁的话，指出：“对待同志，无论其身份如何，只要不是敌对或破坏分子，就应采取团结的态度。对待他们应采取辩证法，而非形而上学。辩证法是什么？就是对一切进行深入分析，承认人都会犯错，不应因一个人犯错而否定其全部。”1960年6月，在《十年总结》中，毛泽东再次引用列宁的话，写道：“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列宁所说，从未有过不犯错的人。严肃的党应重视错误，探究错误原因，分析犯错误的客观条件，并公开纠正错误。”
概括而言，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两部著作中，深入探讨了无产阶级政党在阶级社会中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时，所应采纳的战略与策略。政治，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完美融合，列宁对无产阶级寄予了厚望：“政治是一门深奥的科学，一门高超的艺术，它并非源自天际，非经努力难以驾驭；无产阶级若欲击败资产阶级，便需培育出属于自身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家阶级’，并且这些政治家在与资产阶级政治家相较时，理应毫不逊色。”（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2-63页）
毛泽东所推崇的第五部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版）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系斯大林（1879—1953）亲自领导并主导编纂的一部全面阐述联共（布）党史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杰作。1938年9月，该书的各章节内容陆续在《真理报》上连载刊出，并于同年10月以单行本的形式正式出版发行。全书篇幅约43万字，由导言、正文（共十二章）以及结束语三部分构成。该书一度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成为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研习马克思主义及苏联经验的典范。1939年，该书被翻译成中文。自1940年起，中共中央多次将其列为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必读教材。新中国成立后，该书更一度成为我国高等院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程——“马克思主义基础”的指定教材。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版）。
与那四本薄册子相较，《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篇幅显然更为丰厚。本文将简略回顾毛泽东对此书的引用及其评价。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明确指出：“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核心资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汇聚了一百年来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精华，是对理论与实践完美融合的典范，全球范围内独一无二。通过观察列宁、斯大林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我们便能够领悟到在中国应当如何开展我们的工作。”在此，毛泽东强调了《联共党史》所具有的开创性价值。
“我们是否认同列宁的观点？若认同，便应遵循列宁的精神来行事。不应仅是空洞的言辞，内容贫乏；不应毫无目标地胡言乱语，不顾对象；更不应自以为是，言过其实；而是要像列宁一样，付诸实践。”这体现了毛泽东从《联共党史》中汲取精华，以改进文风和提升宣传水平的积极态度。
1945年4月21日，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深刻地阐述道：“《庄子》中有言：‘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然而，我们尚未达到‘毕’的境地，规模已是相当庞大。《联共党史》的起始页便明确指出，苏联共产党是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小组逐步发展壮大，最终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政党。同样，我们也是从最初的微小组织起步，逐步建立起党组织，由根据地扩展至全国。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处于根据地阶段，尚未实现全国范围的覆盖。我们初创之时，亦是微不足道的小团体。……然而，自那时起，历经二十四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界亦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迁。我国经历了二十四年的翻天覆地，而全球则是二十八年的巨变。”毛泽东引用《庄子》与《联共党史》，其关注点在于两者均蕴含的关于生命力事物由小至大发展的辩证逻辑。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就斯大林的部分理论进行了批判，指出其存在形而上学的倾向，并影响了众多人的思维方式。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斯大林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四个核心特征。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在论述事物联系时，似乎忽视了联系的具体性，仅强调事物间的普遍联系，而未明确指出何种具体事物之间存在联系。特别是在阐述事物的内在矛盾时，斯大林只关注对立面的斗争，而忽略了统一性。毛泽东强调，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规律指出，对立面既相互斗争，又相互统一，相互排斥，相互联系，并在特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毛泽东的批评指出，斯大林未能充分阐述对立面之间的联系与统一。
概而言之，毛泽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创新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注重从中提取适用于实际工作的有效方法。他尤其赞赏该教程开篇所蕴含的，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的辩证发展观，即从微至著、生生不息的事物发展规律；与此同时，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对其中部分观点的局限性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从众多著作中挑选出五部与我国革命实际紧密相连的著作，并指导具体的学习和应用方法。这种亲自实践的做法，对于新时代深入实施“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