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发迹之谜

01

1914年的金秋时节，戴笠踏入了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的校门，在美丽的杭州开启了他的中学生涯。同年，他与凤林乡的毛秀丛结为连理，秀丛小姐较戴笠长了两岁。

戴笠性格放荡不羁，于1916年，因某些原因，遭省立一中当局开除。此后，他在杭州的徐记豆腐店暂居，不久便投奔了浙军第一师潘国纲的学兵营，开始了军旅生涯。此后，他辗转流离，足迹遍布宁波、上海、杭州、金华、衢州等地。

1921年，在上海结识了杜月笙，自此结为金兰兄弟，戴比杜年长八岁，尊称他为三哥。

杜月笙与戴笠合影

1922年，戴笠担任江山县仙霞乡的学务委员，到了1924年，他又成为保安乡自卫团的团总。然而，他在乡间辗转，似乎并未有所建树。

直至1926年春末夏初之际，我在江山城内的悦来客栈与文溪高等小学的旧日同窗毛善馀不期而遇。(即毛人风)那时，善馀因从黄埔军校潮州分校请假，返乡奔丧。他一见到戴笠便相谈甚欢，便直言不讳地告诉戴笠：“革命的活力正源自黄埔。”戴笠对此深信不疑，立刻筹备了路费。归家后，他克服了母亲的劝阻，在家人的理解与好友柴鹿鸣的支持下，毅然离家，前往广州参加黄埔军校的考试。临别之际，他的妻子毛秀丛赠送给他一支陪嫁的金簪，用作路费，以壮其行。

戴笠踏上征程之际，他的至交好友柴鹿鸣于夜幕低垂之时，亲自提携行李，将他送到保安村的水口处，并殷切叮嘱道：

“此行广州，抵达黄埔之地，我定当奋力一搏，誓要带着一面鲜艳的红旗凯旋而归。往后切勿再让家门空手而回，过去的遗憾，绝不再重演。”

戴笠激动答道：

“此番出行，若不能有所作为，我恐怕再无颜面重返你的面前，亦绝不再归来。你对我的恩惠，实已超越我的妻子与母亲，这份情谊我铭记于心。”

02

同年九月，戴笠于广州踏入黄埔军校的第六期，并被编入入伍生第一团。自是，他更名为戴笠，字号雨农。

周处《风土记》有云：

“纵使卿乘华车而吾戴斗笠，他日若能相遇于道，愿君下车以礼相待。彼时我步履匆匆，君则骑马驰骋，待到重逢之日，愿君能先行一步。”

言语相交，不因身份尊卑而有所改变。戴笠踏入黄埔军校，成为他人生轨迹中的关键转折点，彼时正值而立之年，三十岁。

1927年四月，国民党展开了一场全面的清党运动，正式将共产党定性为非法组织。戴笠揭露了二十余名曾是黄埔军校同学的共产党员，由此开启了其反共生涯，并逐步晋升为骑兵营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同年秋季，骑兵营从广州迁往苏州驻防，戴笠亦随之追随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胡靖安。蒋介石保卫负责人开始情报工作。

1931年11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南京召开，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一致呼吁蒋介石北上，以“收复失地”。同年12月，蒋介石宣布下野，返回奉化溪口。在此期间，戴笠秘密组建了一支联络小组，总部设在南京鸡鹅巷53号，成员们继续紧密跟随蒋介石。

1932年年初，蒋介石重返南京。在1月26日的傍晚8点钟，他向戴笠下达了一项重要指令：

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负责搜集情报。

起初，便有传言企图推翻戴笠，戴笠对此早已有所耳闻，遂向蒋介石表达推辞之意。蒋介石回应道：

“一切由我安排。”

戴回答说：

“自此刻起，我执掌派令，紧握头颅，誓效死节，义无反顾。”

同年四月一日，戴笠肩负重任，就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之职。履新伊始，他便在南京创办了特务警察训练班，并在杭州兼任浙江警官学校特派员。此后，他指挥部下，先后将张敬尧处决，铲除杨杏佛，暗杀吉鸿昌，将王亚樵逼至绝境。尤为突出的是，他秘密收买陈济棠的空军力量，精心策划诱捕韩复榘的行动，为蒋介石竭尽忠诚，成为蒋介石身边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

03

1933年12月，戴笠着手构建电讯系统，总部设于南京，魏大铭负责主导此事，初步规模已具雏形。随后，他还特别聘请了清华大学教授温毓庆，专门从事密码破译的研究工作。不久，戴笠组建了一个以温毓庆教授为主任的特种“技术研究室”，以强化密码破译技术的研发。

1939年，通过审讯被俘的日本空军飞行员大石信三，我们掌握了日军利用日文五十个字母构建无线电密码的方法，从而在破译密码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同年，特种“技术研究室”的员工数量增至五十名，侦收设备也达到了五十台，这些为1941年12月成功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以及开启中美情报合作的大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2年，中美两国携手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笠先生（如图左侧所示）出任主任一职，而美国方面的梅乐斯先生（如图右侧所示）则担任副主任。

1935年二月，戴笠被任命为国民党“剿共”行动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南昌行营调查科的科长。当时，该科下辖1722名工作人员。后来，调查科与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第二处合并，戴笠则接任二处的处长一职。实际上，他成为了蒋介石统治集团中负责情报工作的最高领导人。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之际，戴笠紧随宋美龄前往西安，旨在营救蒋介石先生。彼时，他身陷张学良将军所设的地下室中。于日记中，戴笠记录下了那段艰难时光的点点滴滴。

“投身此地，以身殉道，实为平生所愿，然而领袖尚未现身，心中仍存不甘。自领袖遭受困厄之日后第12个黎明，戴笠抵达西安。”

04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戴笠果断地处决了一批背叛祖国、投敌卖国的汉奸与卖国贼。其中，不乏维新政府时期的军政部长周凤岐，伪政府的外交部次长陈箓，汪精卫的亲信曾仲鸣，伪上海市长傅筱庵，伪政治保卫部部长李士群，以及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张啸林等。此外，戴笠还成功策动了另一大汉奸周佛海，使其归顺了老蒋。

1938年春，南京沦陷之际，杨虎城将军毅然归国，投身抗日救亡事业。然而，戴笠奉命于南昌将他扣押。同年，戴笠晋升为军统局副局长，全面负责军统局事务。在军统局最为鼎盛的时期，其下辖单位多达709个，电台569座，工作人员超过五万人，此外还有忠义救国军约两万人。1941年4月1日，戴笠对其领导方式进行总结，提出了“以主义为领导，以理智为运用，以感情为纽带，以纪律为维系”的宗旨。

1939年秋季，戴笠将毛人凤擢升为军统局秘书主任之职，随后，他陆续提拔了17位江山籍同乡及亲属担任军统局将级军官。至1940年11月，戴笠又兼任财政部缉私署署长一职，而在1942年，他又被任命为财政部战时货运管理局局长。其影响力横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1943年，戴笠被任命为中美合作所主任，达到了他职业生涯权力的巅峰。同年11月，在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蒋介石先生表达了他希望能够与戴笠见面的愿望。此后，美国国务院出版了《戴笠传》（THE MAST-ER SPY OF CHINA）。

1945年5月5日至21日，重庆举办了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戴笠被正式提名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一职，然而他坚决推辞了这一职位。在蒋介石的同意下，戴笠提议唐纵作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候选人。

05

戴笠任职南京期间，其妻子毛秀丛陪伴戴母居住于鸡鹅巷，家中和睦相处。不幸的是，1939年8月，毛秀丛在上海因患子宫癌不幸离世。此后，戴笠与影星胡蝶开始同居生活，二人情投意合，曾许下白头偕老的诺言，然而，这一切最终因戴笠乘坐飞机时遭遇事故而化为泡影。

1946年3月17日，戴笠不幸离世，蒋介石深感悲痛，特赠“碧血千秋”花圈以示哀悼，挽联云：

“雄姿盖世，群英黯然，山河得以澄清，皆因你的足迹；奇祸突降，风云突变，痛彻心扉，皆因你的离去。”

1946年6月11日，国民政府颁发命令，追封戴笠为陆军中将，并将其安葬于南京中山灵谷寺志公殿之侧。

（全文完）